一组有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新数据，让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司徒国海既喜又忧。

喜的是，过去5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2022年增至36.7%，创5年新高;忧的是，其中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

“才3.9%!”司徒国海调研发现，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有货无市”。司徒国海认为3.9%这一数字太低了，通过调研，他找到了三方面的原因：

1)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专利;

2)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链条不完备，缺乏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业人才、资金、设备和场地;

3)高校和科研单位专利产业化率较低的原因，不是专利的技术含量不够，也并非专利技术前景不乐观，而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不够坚固，转化环节和链条还不够完备。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技领域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2022年热点论文数量更是首次取得排名全球第一的傲人成绩。在司徒国海看来，这表明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已达到一定高度，然而，基础研究中的创新性成果并不简单等同于生产力。

参加访谈的专家们对高校成果转化不足的现状忧心忡忡，普遍认为现在最缺的就是既懂又懂市场的“经济人”和“桥梁”。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工作的建议提到“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让更多的创新性成果从“书架”走上“货架”，对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

那么，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为何“沉睡”，又该如何唤醒它们呢?

1. “沉睡”的成果并不多

通过报道，给人的感觉是高校里好的成果非常多，只是缺乏转化而已。好像有无数个“沉睡”的白雪公主，等待着市场这个白马王子去治疗和“唤醒”。

对此，著名的科学家、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在2014年末的看法却完全相反，他说：“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为了证明这一点，施一公还举了包括自身在内的三个例子。他说“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家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此外，美国科学家Joseph Goldstein在基础研究上是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妨碍他成为包括辉瑞在内的多家著名生物制药大企业股东。他还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时，九位医学生的研究改变了美国制药史的例子，说明技术的转化是水到渠成的。

施一公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论断已经过去8年了，但至今仍有很强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

一项科技成果能否产业化，与能否通过科技成果鉴定，通过哪一级的科技成果鉴定息息相关。根据相关文献，早在2007年，通过省级及以上鉴定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就有将近10%。尽管参与鉴定的专家仍以高校和科研单位为主，但加入了可行性以及产业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后，还是能筛选出更适合产业化的技术。

事实上，目前科技成果转化配套的政策已经较为完善了。例如去年的冬奥会上，能够在极寒天气下快速启动且续航较长的新能源汽车让各国来宾都啧啧称奇。电动汽车能够做到这一步，离不开孙逢春院士团队的成果。“十三五”以来他们研发的-40℃~60℃全气候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已经实现直接产值超过5亿元。

2022年9月，教育部举行第十五场“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会上提到：“十年来，高校专利转让及许可合同数量突破6.5万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增幅接近十倍”。十年增长十倍的背后，是不少像孙院士团队这样的成果得到了很好的转化。

那么是不是只有少数团队和少数大学的科技成果得到了转化呢?数据不支持这种看法。2022年6月，《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京发布。

报告中给出了2020年度3000多所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合同金额，其中第1名清华大学的金额为32.15亿元遥遥领先，但第100名华中农业大学也有1.74亿元。转化科技成果超过1亿元的高校院所数量有261家，第1和第261的差距都达不到两个数量级，说明高校成果转化是很普惠的，确实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科技成果转化前1-5与96-100名合同金额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不能转化的成果，其市场前景是值得怀疑的。如果高校的科技成果真的是“沉睡”这么简单，科技含量真的这么乐观，那么高校的校办工厂和企业的利润率一定不会低。然而“疫情三年”中这些企业的压力都非常大，2021年校办企业的标杆清华紫光还申请了破产重整。

因此，与其说高校成果转化的还不够，不如说高校还没有足够多可以转化的高科技成果。

2. 有的政策一边踩油门一边踩刹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航天三江锐科激光副董事长、总工程师闫大鹏，曾经在南京理工大学做教授，他深知科研人员职务成果面临“不敢转”“无法转”等诸多问题。

他举例说：财政资金投入在研发过程中形成的资产，包括发明专利等无形资产或装备设置等有形资产，如果无法顺畅赋权给技术发明人，就会严重影响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创新资源的极大浪费。

2015年，我国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有人称之为中国版拜杜法案，将在科技成果和市场之间架起一条快速通道。

8年来，市场上的确涌现了不少科技成果。但闫大鹏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距离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尚有较大距离，有关规定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公司法等上位法距离最后一次修订已经很久，亟待加快推进相关现行国家层面法律的修订。”闫大鹏说，比如，其中尚未明确规定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权如何处置，所有权处置如何与科技成果转化直接挂钩。

如今，虽然主要在企业从事科技创新工作，但闫大鹏因为兼职教授的缘故，也经常往高校和科研院所跑。他发现，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激励创新的政策，旨在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赋能，但往往是“一边在踩油门、一边在踩刹车”，致使高校、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在政策落地过程中很容易“死机”。

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财政预算一体化等“一竿子插到底”的经费管理模式。在闫大鹏看来，这些容易造成将高校、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当作行政人员管理，将科研经费完全等同于行政经费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的动力和活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七二五所所长王其红也提到，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国有科研院所与跟投相关的指导文件，使得科研人员难以享受到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当国有科研院所的科研创新成果具备一定的产业转化条件、拟设立科技产业公司加速产业化进程时，程序上却无法引入职工股权，持股人身份有待进一步放宽。

闫大鹏感慨道，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低，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

今年全国两会，他带来一份建议——通过引入“科研法人”制度，充分授予高校、科研机构战略科学家或首席科学家及其科研团队在项目研究方案制定、技术路线选择、科研经费管理、团队人员选聘、科研岗位设置、职称评审、绩效考评、薪酬福利及参与成果应用转化等市场主体活动方面的独立自主权。

“我们要从顶层制度设计上破解科技成果转化中核心技术发明人的权责匹配等方面的瓶颈问题，使科研人员有责任感和获得感，从而真正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潜力和活力。”闫大鹏说。

3. “从1到10”成为亟待突破的卡点

从事机器人研究多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研究员赵晓光有个很深的感受，科技成果转化“一个巴掌拍不响”，需要需求和供给两侧都发力，但目前两方面动力和能力都显得不足。

企业是成果转化的需求方和受益方，但赵晓光调研发现，目前一些企业仅仅局限于满足眼前的市场需求，没有更长远的规划，没有将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发展紧密结合，企业的高质量人才储备也不足，在挖掘企业真实需求、破解企业面临的技术难题和亟待解决的关键技术方面，缺乏足够的能力。

科技成果的源头，大多来源于大学和科研院所，主要的科技力量和人才，也集中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它们的研究课题，大多面向世界前沿领域，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尚不健全。

赵晓光告诉记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成果，在为企业服务过程中，需要科研人员深入企业了解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满足企业需求的解决方案并组织科研团队与企业密切合作，攻坚克难，将技术成果落地在企业付诸实施。

遗憾的是，这个落地实现成果转化的过程，费时费力，并且不被大学或科研单位重视，因此科研人员没有足够的动力深入开展转化工作。

更为严峻的是，科技成果从样机到小批量测试的“卡点”难以突破。

根据赵晓光20多年的科研经历，科技成果从一个想法(0阶段)到样机研制成功(1阶段)，有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撑，科研人员通常能够依靠单位和团队的力量，攻坚完成，并通过样机验证理论、方法和算法的效力，验证原理的正确性和工程应用的可行性。

相应地，从样机(1阶段)到小规模应用测试阶段(10阶段)困难要大得多，因为这个阶段风险大，投入高，需要完成实验室样机的工程设计、外观设计、降低成本以及性能测试，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发现样机的成本过高、市场的需求点掌握不准确、技术超前、市场尚未培育起来等问题，需要对样机进行优化甚至重新研制。

“从这个角度说，科技成果‘从1到10’比‘从0到1’还要难。”赵晓光说，在成果转化的路上，“从1到10”的阶段已经成为亟待突破的卡点。

司徒国海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链条不完备，缺乏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业人才、资金、设备和场地，正是科技成果转化目前面临的障碍之一。

通常来说，一项创新性技术从取得原理突破和实验验证到产业化落地，中间仍然需要持续多年、不断优化迭代的研发过程。他告诉记者，这个过程的研发不应该由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人来承担，目前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也不一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

“对接两头的中间阶段有所缺失，专利产业化链条处于断裂状态。”司徒国海说。

他建议加强“从1到10”项目的支持力度，优化人员评价机制，引导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支持中间阶段项目的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承担和参与国家科技项目。

赵晓光也建议丰富科技成果转化的融资渠道，解决从样机到小批量应用测试的卡点。她说，相关部门可以制定样机小批量试制与测试扶持政策，在纳入研发经费加计扣除范畴的基础上，建立小批量试制产业联合基金。

4. 高校和教师不能有卸责思想

尽管大环境存在不利于科技转化的种种因素，并不意味高校和教师就完全没有责任。老谈“经纪人”与“桥梁”问题，实质是一种卸责思想。为了鼓励成果转化，有很多大学规定，专利转化中，高校教师可以获得70%~80%的收益。这不仅不能反映出高校支持成果转化，反而是另一种懒政和束缚。

成果转化是商业化很强的活动，如果在专利产业化的过程中，学校做好了服务，努力解决资金和市场的问题，只拿20%~30%就显得太少了。所以实际上这样规定的高校，都是教师走完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化过程，学校只是完成一些程序性和批准性的工作，这就拿得太多了。

因此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集团七二五所所长王其红提到，目前国家尚未出台关于国有科研院所跟投相关的指导文件，使得科研人员难以享受到股权激励带来的收益。

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般过程(图源：东北农业大学)

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说明，国家很难出台法律对市场化的行为进行具体的指令化的指导。成果转化还是要靠高校和教师们共同探索，才能走向光明大道。

2018年底，重庆大学制定并实施《重庆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提出“权益让渡”的转化模式。他们解放思想，打破了高校成果主要是缺乏资金的思维定势。“权益让渡”模式认为，高校不适合进行风险投资，同时企业家继续在高校内工作，缺乏将成果产业化到底的动力。

在“权益让渡”模式下，高校评估并收取一定比例的资源占用费后，将成果所有权让渡给完成人或赋予完成人长期使用权，由完成人自主实施转化。在完成人和发明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下，发明人和学校实质实现了技术转移，没有任何风险。此时完成人还往往是毕业生或小、微、中企业，这就促进了创新创业工作。而完成人和发明人相同的情况下，向学校缴纳资源占用费实质是保留了高校停薪留职的退路。

在新模式的帮助下，重庆大学朱涛教授的分布式光纤传感器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得以商业化。2020年，重庆大学科技成果的转化合同金额为15.43亿元，位列全国第7，超越了办学规模以及学术声誉。到2022年，重庆大学已经转化科技成果100项以上，吸引直接投资超3亿元，实现了明显的进步。

除了高校要改革，教师也不能仅仅坐等大环境的改善。应该首先提升科技成果的含金量，专家们认为目前从1到10缺乏“桥梁”，其实产业化的每一步都很难，10到100、100到1000、1000到最后辉煌的10000都不容易。不能遇到问题了，就要政策支持，这反而是不利于产业化的。

计算机顶尖企业龙芯的总裁胡伟武在回忆龙芯团队放弃原有事业编制，从中科院计算所辞职下海的经历时深有感触的说：“我们做企业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数开始”的。

高校科技成果要超过行业过去很多年的进步，市场化的前景才会好，而很多高校成果的进步并不大，但是“学院派”的作风又对商业化的负面影响很大，这样自然就容易失败了。

另一方面，龙芯的成功也说明研究人员要大胆地走向市场、拥抱产业。从2001年到2010年，龙芯研发经费投入超过4亿元，在一些领域取得了突破，总体产业化却举步维艰。作为带头人，胡伟武受到社会的质疑。“大家对龙芯怒其不争，我这么支持你，但你为什么还不能跟英特尔竞争?”。

当时领导和专家就觉得龙芯都做10年了还不行，看来发展CPU主要得靠引进，国家项目主要支持引进国外技术的CPU，只在工控领域给龙芯一些小支持，经费不到引进X86和ARM的5%。

之后，龙芯开始市场化运作，对龙芯处理器研发成果进行产业化。龙芯团队放弃原有事业编制，从中科院计算所辞职下海。胡伟武承诺，从此以后不评奖，不评职称，放弃院士申报，他说：“中国不缺院士，缺的是像英特尔这样的企业”。

经过市场化的十年，龙芯团队滚大了，打精了，看到了更大的希望，也收获了此前难以想象的成功。进而高层也改变了看法，坚定了自主化的决心。

不管政策有多好，高校和教师始终是成果转化的市场化主体，始终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所谓高校成果“沉睡”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高校和教师想要产业化带来的大量收益，却希望避免资本投入的风险。不到产业化的泳池中试试，是不可能学会游泳的。因此专利产业化比例偏低，有大环境的种种原因，但只有高校和老师才能承担起根本性的责任。

5. 急需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场的人

在采访过程中，“桥梁”是代表委员谈及的一个高频词。

司徒国海说，高校和科研单位专利产业化率较低的原因，不是专利的技术含量不够，也并非专利技术前景不乐观，而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不够坚固，转化环节和链条还不够完备。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48.7%的受访企业专利权人反映，“缺少高端专业人才”是制约企业专利产业化的最主要原因。

“这里的高端专业人才就是成果和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司徒国海说，这些高端专业人才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要能沟通供给侧和需求侧，即能快速掌握自己专业领域的发明专利的技术和原理，作出成熟度和实施价值的研判，对接企业需求，并实施或指导完成专利技术的产业化研发。

他因此建议，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以项目和实践培养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在内的专利产业化高端专业人才，畅通其职业和职称发展通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刘中民也建议为企业与科研人员搭建交流对接的桥梁——还是国家级的。

“我建议政府牵头持续举办形式多样的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实质性产学研合作。建立国家级对接平台，使对接活动‘制度化’和‘定期化’。”刘中民说。

他还建议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培育壮大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培育一批懂科技、懂技术、懂市场、懂管理的技术转移经纪人，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市场化、专业化的全方位服务。

今年两会期间，民进中央提交了一份有关完善高校专利转化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高校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建议，其中就提到“加强转化服务队伍建设，丰富金融财政支持模式”。

这条建议提到，截至2021年底，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4.6年，明显低于全国6.9年的平均水平。这说明高校专利整体稳定性不高，难以吸引市场主体进行专利转化。

原因之一在于，高校技术转移机构与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的合作力度不足。民进中央在建议里提到，建立多元化市场化运营专业服务机构，建立“课题组专员+专业机构人员”模式，由技术经理人辅助发明人转化专利并加强专利转化追踪。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专利转化规律的金融支持模式。

这和司徒国海提出的“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不谋而合。

他说，以前，不少科研人员写完论文，成果就上了书架、进了柜子，希望以后可以打破这种“学界自我循环”的局面。

6. 相关建议

(一)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促进政策协同落实

一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宣贯培训力度，部委主管部门、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应及时汇编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政策、总结经验，做好政策导读与宣讲培训。二是加强科技部门与财政、税收、人才、审计等部门之间的政策协同，化解高校院所在横向项目管理、奖励发放及绩效工资管理等方面的顾虑。三是完善成果披露、国有资产管理、尽职免责等方面的实施细则，切实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难点，通过加强政策衔接，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落实。

(二)培养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

一是建议人社、科技等部门加快推进经理人职称制度建设。全国层面增设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二是分学科门类和层次不断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议有条件的高校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健全从业人员转移转化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善构建"专职+兼职+挂职"多层次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经理人队伍，选择部分人员到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转移公司挂职锻炼，以提高实战能力。三是健全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人员激励制度，探索建立专业技术转移人才队伍薪酬、工资评定、职位晋升等制度体系。

(三)丰富金融支持模式，强化财政金融资源引导作用

2022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四五"时期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工作方案》，要求加快推进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一是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改革，鼓励地方设立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创业的投资引导基金，提升子基金投早投小的比例，重点支持转化应用科技成果的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二是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作用，创新适应成果转化特点的金融产品，支持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三是坚持市场化导向，建立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体系，探索推行知识产权证券化。